谈家风的文化历史和传承

 摘要: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家风,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家族、家庭的风尚习俗。传承“孝亲”“友善”“诚实”“敬业”等优秀传统家风对新时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优化社会风气等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特别是2014年春节期间,中央电视台推出《新春走基层·家风是什么》系列报道以来,传统家风迅速成为备受人们关注并引发热议的重要话题。然而,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世家大族家风家学的个案研究方面,如何从宏观上探讨传统家风的传承创新问题则有待进一步深化拓展。本文在对传统家风的文化内涵及其文化差异进行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文化传承及其历史嬗变做些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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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传统家风;文化传承;嬗变

 儒家倡导的“仁”“义”“礼”“智”“信”及其相关德目是传统家风的道德价值取向;“耕读传家”等是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家学传承、家规家训、家庭教育等是传统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家风在流变上逐渐趋于平民化,在价值取向逐渐上趋于世俗化,在功能上逐渐趋于实用化。然而,其道德内涵、基本范式和传递方式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只有从传统中寻找有价值的内容传承,在实践中吸收、补充、调整和确定所需,新的家风文化形式才能得以构建。

 一、传统家风的文化内涵家风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的社会声誉,而且影响着整个民族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涵。

 1.儒家道德规范:传统家风的价值取向

 家风是一个家庭或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集中体现。儒家倡导“修身,持家,治国,平天下”,并提出“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其中,“仁”又分为“公”“恕”“孝”“慈”“宽”“厚”等六个德目,“义”又分为“正”“直”“悌”“勇”“介”“耻”等六个德目,“礼”分为“敬”“谨”“谦”“让”等四个德目,“信”分为“不二”“真”“诚”“不欺”等四个德目。在日常生活中,这五种基本道德及其分解衍生出来的德目,成为评价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一家一族家风好坏的重要尺度。为此,一个人要想有所作为,就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家风的好坏不仅直接关系到一个人家庭或家族成员思想道德水平,而且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和主流价值观的传承。由此不难看出,儒家倡导的“五德”及其德目正是传统家风的主要价值取向。

 2.耕读传家:传统家风的基本范式

 在以农立国的中国传统社会,一般家族或家庭都为“以农为本”的观念所支配。重视教育和农业生产的“耕读之家”自然就成为传统家庭文化模式的基本类型,并由此而形成了以勤俭刻苦为本、以耕读传家为追求样式的典型家风。世家大族虽然对“耕读传家”也多有标榜,但从事农业生产并不是他们生活的真实追求。其家训中的相关内容主要是用来告诫子孙不忘祖先创业艰难的敬祖之意,体现其“丰家成业”“养德致远”的美好愿望。但从总体上看,能够在祖宗留下的土地和基业上,在祖辈居住的田园里读书务农,繁衍生息,这是千百万家庭延续了千百年的光荣和梦想。

 3.“家规”“家法”“家训”:传统家风的符号标识

 借助尊长权威,由家族自行制定,并贯穿了封建家庭礼制的精神的“家规”“家法”“家训”等,不仅是用来教育子弟、惩戒家族成员的道德准绳和行为规范,而且是传统家风的具体表现形式和重要符号标识。传统家庭和家族不仅非常注重伦理规范,而且非常看重“家规”“家法”“家训”等在家庭和家族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家庭和家族往往运用“家规”“家法”“家训”等来训诫子弟不要沾染贪求安逸、不学无术、趋炎附势等恶劣行径。“家规”“家法”“家训”等一旦成为固定的程序性行为,就会进一步强化家风的熏陶和教化功能。这种从外部对道德规范的强化手段使家风逐渐仪式化。这种仪式化不仅使家庭文化显得更加庄重,而且有助于传统道德的传递,家风也更容易训导成习。

 4.“家教”“家学”:传统家风的传承方式

 一个家庭或家族的“家教”“家学”等不仅是社会道德内化为家庭道德和个体道德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家风传承的主要方式和重要途径。家风传承这一内化过程并不是一开始就在全社会范围内发生的,而是一个由世家大族制定并引领公共舆论的渐进过程。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所谓士族者,起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族”,“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①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世家望族的“家教”“家学”不仅曾经引领社会风尚的潮流和方向,而且成为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基调和底色。

 二、传统家风的文化差异

 中国传统家庭虽然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染和影响,但由于其社会地位、家学传承、生存条件、文化氛围等方面的差异,每个家庭的家风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

 1.道德操守的“习惯性”与“自律性”差异

 从宗法伦理的角度,道德一般可以分为“习惯道德”和“自律道德”。“习惯道德”的典型特点是取决于外部规定的规范和要求;“自律道德”则靠良心和过失感来保证,其典型特点是取决于稳定的内心原则系统,道德个体可以按照内心稳定的道德规范来决定自身的道德行为,而不为外部环境所左右。②“自律道德”主导的家风,使人形成一种强烈的义务观和责任感:视义务重于权利,视责任重于享受。在王朝易代或社会变更之际,当旧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受到严重挑战和破坏时,总是会有一些“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③的狂狷之士站出来对现实进行批驳;当国家、民族或社会处于危难之际,总有许多知识分子挺身而出,并以“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无畏勇气和英雄气概担当起拯救危难的责任。

 2.生存环境性差异

 家庭生存的社会环境包括区域自然条件、经济发展状况、政治氛围、区域文化、地缘因素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家庭的存在状态,也直接影响到家庭的行为和生存策略。不同的社会生存环境可能会形成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文化传统熏陶下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家风。如山东士族就以家风淳厚、门风严谨而着称。西晋末年,五胡乱华,衣冠南渡。唐代安史之乱,两京沦陷,中原世族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北宋末年,“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江南;冠带之民,萃居江表”⑥。由此可见,士族的家风文化特色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值得注意的是,有论者把某些世族家风的优劣、世族人物的行为及世族的兴衰都归之于区域文化因素的影响,是不科学的。家庭生存的社会环境才是影响传统家风发展变化的综合性因素。即便是同一区域范围内的不同时期,随着家族生存的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世族家风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发展变化。如魏晋以后的江东世族的家庭本位意识不断增强,士人忠节观念日趋淡化。⑦

 3.“家学传承与艺业持守”性差异

 “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④注重对世族子弟学术艺能培养的家学与家风相辅相承,一起凝聚成特色鲜明的家族文化。“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寍,皆有节文,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革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而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可自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示子孙。”⑤可见,不同家族之间的家风之所以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是因为“自为节度,相承行之”而造成的。以江东世族为例,他们虽然都是兴于汉代的儒学旧族,但在共同遵守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家风。宋代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人物”条在解释张、朱、陆、顾等四个姓氏的家风特征时说:“其在江东,世多显人,或以相业,或以儒求,或以德义,或以文辞。”即《世说新语·赏誉》所谓的“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此外,吴兴沈氏,会籍庾、贺、孔诸姓,其家风都因家学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

 三、传统家风的历史嬗变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家风形成与存在的条件、内涵及功能都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改变。新的历史时期,传承传统家风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要传承传统家风就必须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

 1.形成与传流: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

 早在汉代,道德修养与家世观念相联结就形成了“家风”。此时处于“宗君合一”“家国同构”的宗法伦理状态。由于士大夫的国家观念强固,因此多有“欲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者。魏晋之际,改朝换代频繁,政治反复无常,士人关注的焦点逐渐由国家转向家族和个体,修身观念与家族意识结合得更为紧密,“以家殉国的忠臣少,而为族献身的孝子多”⑧。唐初,李世民和魏征讨论教化之利时还曾遭到封德彝“三代以还,人渐浇漓,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欲化而不能,岂能直而不欲耶”⑨之类的非议。宋明儒生分野,相当一部分“教化之儒”在结构上已转化为“绅士阶层”,并行使统治教化职能,成为基层社会的统治支柱,控制着科举制外的绅士思维与行为准则。⑩续族谱、讲乡约等成为灌输宗法思想儒家伦理道德的重要手段。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圣谕六言”、清圣祖康熙颁布的“上谕十六条”,“通过不同渠道在全国宣传,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成为人民思想和行动的圭臬”。世家望族的家风及其道德言说,经过宣传普及,逐步完成其社会化过程,实现了从“王谢堂前燕”到“寻常百姓家”的转变。

 2.文化内涵:从“儒家操存”到“现代精神”

 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曾长期控制着社会意识形态、家风民俗和士人的道德修养,“魏晋玄风”“道释夺席”等都未能摧垮其礼法传统和“儒学齐家”的社会状况。随着商品经济的萌芽和发展以及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士人逐渐认识到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经商。于是,考取功名和务实经世都成了不少家族迭相为用、左右逢源的振兴法宝。明后期,黄宗羲的“工商皆本”的观念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并开始在家训中出现。清代又出现“四民皆本”的观点,正如广东五华缪氏宗族的家训所指出那样:“士农工商,各居一义。艺,士为贵,农次之,工商又次之。量力勉图,各审所尚,存乎人耳。”同时代的《何氏家规》也要求:“男子要以治生为急,农工商贾之间,各执一业。”太平天国运动后,绅商群体的逐步壮大,社会声誉也日渐提高,士人将“习业谋生”提高到与“读书应试”相提并论的高度。士大夫中逐渐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评判标准,他们越来越欣赏儒商那种“公平交易”的思想而鄙视官吏们的伪善,务实家风在晚清变局中悄然勃兴。

 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渗入与侵蚀,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及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工业文明及与之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也随之兴起,受自由、平等、理性、法治等精神浸染的传统家风也随之发生嬗变。新中国成立后,家庭中的封建等级关系被彻底炸碎,反映和维护这种关系的那部分传统家风已经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家庭成员之间平等相处之风日益兴盛,尊老爱幼、诚实守信、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家风逐步形成。

 3.价值与功能:从“涵养精神品格”到“百姓应世术”

 不管是为了实现“立大功,致大化、振大名”的士人理想,还是“不辱家声、光大族望、存续家族”宗族愿望,必须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坚韧不拔的毅力。为此,对子弟进行精神涵养、品格塑造和气质培育,成为世族家族文化传递的第一要义;“厄穷守道”“天下为公”的精神,“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儒雅高贵的气质和超凡脱俗的风度,成为世族家风的文化追求。然而,在与大众生活方式相适应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和礼制逐渐简单化和浅显化。基层民众的思想与行为并不都是儒家人伦理念与礼制的复制品,人们既敬仰那些与远离实际生活的高层文化的“仁”的精神与人格表率,又无奈天天接触和应对周围复杂甚至险恶的社会生存环境,人们冶炼出民俗社会实用的通俗哲学与经验,形成一套相对于理想中和正式场合的政治、道德、伦理标准之外的实际生活中的处世标准。如父亲教给儿辈防止上当吃亏、适应社会人际关系的处世方法。又如“公侯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等儒家修身为本的思想,在实际家庭文化中被扭曲为缺少“达人关切”的利己思想;“处世让一步为高,待人宽一分是福”等传统观念转变为以个人福祉、功利为中心的为人处世的方法。

 四、总结

 纵观传统家风的传承和发展过程,虽然其精神内涵与传承方式比较稳定,但其在流变上逐渐趋于平民化,功能上趋于实用化,价值上趋于世俗化。传统家风所谓的“殊相”“阶段性”和“区域性”,只有差异没有变异。家风的平民化过程,主要通过“模世族”“宣圣谕”和“叙乡约”等途径得以实现。进入近代,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渗入,人们在理解、取向和取舍传统家风中的“直”“悌”“诚”“谨”“谦”等德目上虽然有所变化,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现代精神也有所发展,但传统家风仍顽强地坚持着儒家道德价值的基本内核,并在中国历史发展中保留着持续的影响。

 良好的家风是维系家庭或家族有效运行的精神纽带。家风的好坏直接关系社会风气的好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中国传统家风文化既是传统社会发展的积淀和折射,也是构建现代家风的重要底色。传统家风有维系封建家长制和传统伦理道德、忽视法理等消极落后的一面,这些无疑需要彻底摒弃。传统家风也有讲求亲情、重视人伦、注重文化知识等积极的一面,其中,传统家风所蕴含的人伦观、自然观、生命观等就是塑造新时期“家风”的宝贵思想资源。一个社会、国家是否具有良好的核心价值观,最终还是取决于个体的素质和优良的家风。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新的生存环境下,从传统家风中挖掘、吸收有价值的内容,按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借助于村规乡约等新的文化形式,不失为构建中国特色家风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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